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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胜利广场上遇到亚历山大的。
十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气温已经接近零度,我穿着一件薄羽绒服站在胜利广场苏维埃政权战士纪念碑下,前方是个热闹的集市,一些商贩与农民把摊位聚集在一起,他们卖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中,我只能认出蜂蜜。有橘色的、黄色的、褐色的,被分别装在不同的大罐子中,等着有人上前询问它们的价钱,然后从大罐子中舀出来放入新的容器,被新的人带回家去。我在这里的超市买过那种褐色的蜂蜜,不知道和集市上卖的一不一样,它尝起来没有一点甜味儿,和我想象中的毒药差不多,我只尝试过一次就放弃了,它在我的背包里跟着我回到家,然后被放到冰箱中,直到现在。
从远处走来一个中国旅行团,由一位俄罗斯姑娘领着走到我面前的纪念碑下,她用流利的东北话向她的团员介绍:“这是远东最大的纪念碑,建于年,是为了纪念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建立的。”她说话的时候一直左右晃动着手中绿色三角形的小旗子,匆匆介绍完这几句之后,她一拍手,“好,现在有十分钟的拍照时间,拍完照去购物。”于是人群立刻散开,纷纷冲到纪念碑旁,摆好姿势,露出笑容,等着对面的机器咔嚓一声才恢复常态。一个卷发的大妈手叉腰侧脸望向前方,一边努力保持笑容,一边不满地指责老伴:“你搁这儿照!”,她手指指我站立的地方,然后看我一眼,我识趣地走开了。
苏维埃战士纪念碑(摄影:甄氏)
绕到纪念碑的背面,集市和旅游团的喧闹好像都被某种神奇的介质隔开了。有个男人坐在不远处的长凳上,他大约三十来岁,头发有些灰白,但眼睛看起来很年轻,他插着耳机,好像在专心欣赏耳机里的声音,又好像在观察广场上的人。
犹豫了一阵,我走到他的身边用英语试探地问:你是中国人吗?
这个问题是我瞎问的,眼前的这个男人有深陷的眼窝和高挺的鼻子,我想他绝不会是中国人。
令我意外的是,他愣了一下,然后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说:“不,我是俄罗斯人,不过我奶奶的妈妈是中国人。”
让我感到意外的不仅仅是他真的有中国血统这件事,还有他流利的英文。在这里的这几天,我发现能找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俄罗斯人非常困难。每次试图和当地人有深入的交流都是以这样的对话结束的:
我:English?
对方:NO……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边(摄影:甄氏)
一次在等公交的时候,站在我旁边的年轻女人突然转过来劈头盖脸对着我说了一长串俄语,我愣了半天,然后用英语告诉她,我听不懂。她声音一下提高了很多,飞快地用英语回答我,太好了!你会说英语!
原来她是外国人,来这里做志愿者。她的反应让我确认,这里会讲英语的人真的很少,所以当亚历山大用英语回答我的时候,我很惊喜。
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从中国来,中国北京。
他听了之后皱皱眉头,说,我听说那里空气很不好。
我大笑起来。
符拉迪沃斯托克少年(摄影:甄氏)
二在北京待久了之后,对其它城市的评判标准就变得格外简单:有没有雾霾。没有的地方就是天堂。
从北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以选择飞机或者坐火车到边境再坐大巴。我们选择的是第二种方式。
开往边境绥芬河的火车是一列老旧的绿皮车,硬座车厢的座位名副其实,坐起来硬邦邦的,也许是为了供暖,车厢内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像是烧了劣质的煤炭,可是这烟味并没有让整节车厢暖和起来,我和同伴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依旧冻得睡不着。最幸福的莫过于看到列车员提着个大暖壶晃晃悠悠地穿过车厢,走到车厢连接处,然后打开供水容器的盖子,把一大壶热水倒入容器中。供水容器没有加热功能,保温功能也很一般,所以我们一看到列车员提着暖壶出现,就紧紧跟在他后面,想接点热水取暖。半夜,一个离我们不远的男人坐在靠过道的位置上点燃了一根烟,车厢内是不允许抽烟的,但也许是期盼他的烟能让这个车厢的温度上升一点,并没有人去制止他。我们就在烟雾、寒冷和越来越凉的水杯中度过了一夜。
通往绥芬河的绿皮火车(摄影:甄氏)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我们坐上了去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巴。正值假期,过境的人很多,在排队的时候,同车的大妈问我:你去毛子国玩?我点点头。他们习惯把俄罗斯人称为“毛子”,就像把韩国人称为“棒子”,把日本人称为“鬼子”一样。或许叫的久了,他们都忘了这里面含着贬义。
大妈说,毛子那儿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她的丈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生意,在她眼里那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地方,她经常走这条线去看望丈夫,可谓老马识途。
我问大妈,为什么把俄罗斯人叫做毛子?
大妈说,他们长得就像毛子一样。
毛子是什么样?
就他们那样,你去了就知道。
我知道再问下去也得不到答案,索性不再说话。
外面的天空堆积了越来越多的云,低压压的,大妈看看窗外,然后笃定地告诉我,一会儿有雨。果然不一会儿,下起了雨,又一会儿,冰雹也来了,雨滴和冰雹非常安静地坠落在树丛里,和它们来势汹汹的气势很不相符。
符拉迪沃斯托克夜晚(摄影:甄氏)
我们就在一片被雨水和冰雹笼罩的静谧中顺利过境,坐上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我和同伴在找旅馆的路上遇到了一群喝醉了的女人,她们平均身高大概有一米七五,相互搀扶着才能勉强站稳,叽叽咕咕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时不时爆笑一阵。这个地方,我心想,心里有点害怕。
但第二天早晨一出门所有的担心和不快全部都一扫而光了:从我们住的旅馆出来是一条下坡路,而在路的尽头就是大海!我抬头看看天空,蓝得发亮,尽管这里接近市中心,而且还是周末,但路上没有几辆车,不远处的海军大楼楼顶挂着俄罗斯国旗,招摇地炫耀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干净的空气,心想,这里简直是天堂!
从旅馆出来通往大海的路(摄影:甄氏)
三符拉迪沃斯托克,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市中心最宏伟的建筑就属于海军。
但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里,它的名字是“海参崴”。历史上,俄罗斯与中国为了争夺这一区域发生过多次冲突。年,《尼布楚条约》签订,沙俄承认海参崴是中国的领土。但随着清朝国力日益衰落,年,《瑷珲条约》将海参崴纳为中俄共管的区域,年,《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包括海参崴在内的远东大片领土给俄国。
西伯利亚全长公里标志(摄影:甄氏)
年,列宁领导下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发表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宣言,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很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重燃收复故土的希望,也因此对新建立的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抱有好感,号召中国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但遗憾的是,俄罗斯最终并未履行承诺,斯大林上台后,苏联否认之前的宣言,拒绝将海参崴归还给中国。
中国政府一直到年才正式确定海参崴属于俄罗斯领土,但在民间,这块领土仍然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在百度贴吧“海参崴吧”中,有网友说:“毛子占了中国万平方公里土地,让外蒙分离出去,让黑龙江失去了海参崴这个天然出海口……毛子,我恨透了!”
海参崴目前仅存的一座列宁像,被戏称为“列宁打车”(摄影:甄氏)
也有人分析道:“收回海参崴,以及被俄国夺走的领土,我认为很难,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与其追求夺回无人区的土地而失去反美急先锋,不如抓紧强大自身,如果中国平定南海地区,收复台湾……中国自然就强大了,而强大的国家又怎么可能不欺负周围的弱国。”
比起收复故土的民族主义热情,现在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去海参崴旅游、做生意,目前俄罗斯对中国5人以上团体游免签,而且计划在海参崴等远东城市修建赌场,以吸引跟多的游客前往。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海参崴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周董,年周杰伦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发行,其中两首歌曲《借口》与《止战之殇》的MV都是在海参崴录制的。
《借口》MV中海参崴街景
四亚历山大出生的地方正是年后中国才承认属于俄罗斯的一块领土,它是一个紧邻绥芬河的一个小镇。如果那片领土仍属于中国,亚历山大也许会被称为“二毛子”——这是东北地区对于中俄混血的称呼。很幸运的是,亚历山大没有得到这个带有歧视性称呼的机会。他在远东地区长大,后来到莫斯科求学,现在在新西伯利亚的一家金融企业做IT安全工程师。
俄罗斯人喜欢阅读,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遇到过一位在厕所门口收费的老奶奶,她看起来七十多岁了,穿着蓝色的长毛衣,还裹着一件羽绒服,她坐在厕所门口的椅子上,在收费的间隙会从毛衣的大口袋里摸出来一本书,戴上眼镜,忽略来去匆匆的人和背后的大海与落日,眼睛跟随着书上的字一行一行向下移动,一下就进入了书中的世界,轻易地就和其他人所在的世界隔离开,让我羡慕不已。
在厕所门口看书的老奶奶(摄影:甄氏)
亚历山大告诉我,他在青年时期读了大量文学与哲学作品,他现在的价值观多植根于那个时期的阅读。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横在面前,他要独自一个人去解决,和生活苦战正酣,那些书被越来越深地埋在过去的岁月里。
生活真的那么糟吗?我问他。
他耸了耸肩,给了我一个很现实的答案:毕竟现在油价跌得那么厉害。
俄罗斯人以油价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状况,就好像我们以房价来衡量一样。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出口占到俄罗斯总出口的80%,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卢布也一路走弱,美元对卢布汇率一度跌到70.9卢布,十月份我到达那里时,美元对卢布汇率在60卢布附近浮动。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边日落(摄影:甄氏)
亚历山大把这些归咎于政府的不力。他说现在做俄罗斯人是一种羞耻,当然,这是与前苏联时期相比。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对于俄罗斯都有所忌惮,它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足以让人们抱有敬畏。可是现在俄罗斯人失去了所有的骄傲与荣耀,经过了革命与改革,腐败却依旧盛行,政府的官僚习性还没有去掉,更令人沮丧的是,又出现了一位像沙皇一样的铁腕人物——普京。
我对于他这样描述普京吃了一惊,我告诉他,很多中国人非常喜欢普京。
亚历山大抬抬眉毛问我,为什么?
我说,有政府宣传的因素在,但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中国人喜欢这种强势铁腕的反美政治家。
你们真的很讨厌美国吗?他问。
我想了想说,政府一直在灌输这样的观念,但是现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非常向往美国的。
他点点头,说,俄罗斯也是一样。历史上的俄罗斯就一直在犹豫是融入西方社会,还是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俄罗斯。自从普京上台之后,这二十多年俄罗斯走的是反西方的道路,但是我本人是亲美的一派,也许是我的公司主要服务美国人,我受到了一些影响吧,我认同权力的制衡与自由。
符拉迪沃斯托克夜景(摄影:甄氏)
他停了一会,然后又补充道,但他们(西方)对我们的很多评价也是有偏见的,比如我们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红场阅兵仪式来纪念二战中英雄,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可是他们(西方)总将这种行为解释为武力的炫耀和挑衅。
那时中国刚举行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外媒铺天盖地的都是“中国在秀肌肉”之类的评论,我对他的这段话深有体会,跟他说,没错,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活动,也总是被过度解读,这只是每个国家的纪念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被他们(西方)掌握着话语权。
一时间我们好像体会到了冷战时期中俄之间“社会主义兄弟”般的感情,两个人笑笑的看看彼此,没有再说话。但我随即想到,中国举行的抗战胜利阅兵要更为复杂,这场战争的胜利属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是一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就可以解决的,我试图跟亚历山大解释清楚这其中“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
天色渐渐暗了,温度也越来越低,我坐在苏维埃战士纪念碑后的一张长凳上和一个才认识几个小时的男人用英语解释国共两党的历史,因为寒冷,我一点点蜷缩起来,声音都开始有点颤抖,他也不停地搓手哈气。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讲明白,他也没有听懂。
符拉迪沃斯托克金角湾大桥(摄影:甄氏)
天气太寒冷,我们放弃了。在互留联系方式后,他告诉我,他要去坐车了,去找朋友们喝酒——这是他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原因。
坐公交车吗?
对,公交车。
我说,我来到这最不习惯的就是公交车。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有一种公交车小得和面包车没什么两样,大概只有10个座位。而最“奇葩”的是他们的买票方式。上车的时候不需要买票,下车的时候走到门口告诉司机自己是在哪一站上车的,然后司机会告诉你要多少钱,你不必准备零钱,因为司机可以给你找钱。没有投币箱,更没法刷公交卡,每到一站你都可以看到乘客走到门口然后开始算钱,掏钱,递钱,找钱……作为一个讲究效率的中国人,我感到很着急。
他说,我们俄罗斯人不像你们中国一样活得那么长,我们喜欢喝酒,然后任由酒精侵蚀健康,早早地就死去,所以我们不会想特别长远的事情,没有长远的计划和安排,很多时候只